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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当时我们合作社的大桃销售出了点问题，积压了不少卖不出去，我们寻思着既然他能帮着合作社销售水果挺好，我们就让他帮着跑销路。

    谁知道他跑了一个月，结果一单都没签下来，后来五月底时他主动提出来说不干了。我们一看，他干不了这活儿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不干就不干吧！

    结果去年六月份他把我们合作社给劳动仲裁了，让我们支付他五千元工资，另外补缴社保，报销出差的差旅费六百二十元。

    最后劳动仲裁委驳回了他的申请，这是仲裁委的裁决书，您看！”曹助理的口音与周理事长一样，听着虽然有点别扭，但是能听懂。

    王川接过了裁决书，看了一遍：“对方也没什么证据啊！只有一份微信聊天记录。”

    “对，聊天记录是商量销售大桃的事，我也没说他是我们的员工啊！”曹助理道。

    “本来我们想自己出庭应诉，但是我们开过会后觉得还是请个律师踏实，我们什么都不懂，万一开庭说错了，谁也担不起这责任！

    我经常看庭审现场节目，知道您是劳动领域的专家，所以我们想请您代理我们这个案子。”周理事长道。

    “嗯，昨天赵记者也给我说了，您这案子我可以代理，我们所的律师费是有规定的，我代理案件最低一万元起。

    但是您两位找到了赵记者，所以律师费我按照我们所最低收费标准收取，五千元。您觉得如何？”王川看向周理事长。

    “可以，没问题。这是咱们初次打交道，我看您也是个实在人，以后咱们常来常往。”周理事长笑道。

    一旁的赵记者觉得脸上有面，他知道这是王川给他的顺水人情。

    “王律师，您说我们这个案子能赢吗？”曹助理问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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