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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二〇〇七年，陕西农民周正龙称自己在一处山崖旁，拍到了野生华南虎，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展示这些老虎照片，宣布已灭绝二十年的华南虎再现。

    外界质疑很多，一些人觉得照片上褐红色老虎太假，一动不动，两眼圆瞪，呆呆地顶着大叶子，不像真的，但也只是狐疑，没有定论。

    我们开会，讨论做不做此事。

    有人说：“一张小破照片儿，有劲么？做什么呀？……找个第二落点吧。”第二落点，这是陈虻同志的常用语，意思是比别人高一个台阶想问题。我也犯愁：“找什么落点呀？环境保护？生物多样性？利益链条？……”

    开完会第二天，老郝说，麻烦了，南院里不管碰见谁，都问：“听说你们要去做华南虎啦？哎那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

    不管你的第二落点多漂亮，根本就绕不过去人的疑问：“真的，还是假的？”

    老郝、小宏、陈威、小毕、我，就这么坐了二十小时的火车，一路打着牌出发了。没一张策划案，也没有采访提纲，输的人兴高采烈贴着一脑门子白纸条，谁也不讨论节目——讨论什么呢？真和假都不清楚，未知的全在现场呢。

    镇坪县很小，只有五万人，从离得最近的安康坐车过去也需要近五小时。县城像个豌豆，小而圆，散个步二十分钟就走完了。街上已经挂起大广告牌：“闻华南虎啸，品镇坪腊肉”，右下角印着只显眼的老虎，两眼直视前方，用的就是周正龙拍的照片。他拍照的相机是从亲戚那里借的，亲戚是县经贸局局长，正筹备注册镇坪华南虎商标，成立一个公司，开发虎牌产品。

    周家在大巴山脚下。去的时候山已经封了，说要保护野生动物。记者们进不去，都在周正龙家门口待着，青山弯里一棵鲜红的柿子树下，几把竹凳子，团团坐喝茶，都是同行，互相打招呼：“哟，也来啦？”

    周正龙正接受采访，细长眼睛，鼻尖唇薄，拿着尺把长的刀，讲当年作为一个老猎人是怎么把一头大野猪干掉的。

    我听了一耳朵，记者正问到：“现在你是很多新闻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，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化特别大？”

    “一天平均有五六班吧，一班人都有三四个。有时候搞到晚上十一二点，虽然我拿命把华南虎照片换来了，无非就是起这个作用，我个人也没什么好处。”

    记者问：“听说你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落泪了，这是你这一辈子唯一一次掉眼泪，是吗？”

    周说：“我可以说五十几了没流过泪，包括我父母死我都没流过泪……一看到那个老虎照片……我都不想回忆了。”

    他有点更咽。

    我们几个站边上闲聊，陈威和小宏都认为周正龙没撒谎。

    我和老郝对望一眼，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判断。陈威说，周正龙披个大黑袄，坐在一个山脚的菜地里，背景是漫山遍野的秋天，逆着点儿光坐着，他笑：“从镜头里看，那就是个老英雄啊。”

    “我也看着他像。”小宏说，“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呢？”

    几个人聊了半天，事实不清楚时，每个人审美和直觉都不同，要靠这个来判断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牟森有次跟我聊天，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主义，“所以人们对世界的知识不能来自评论，要来自报道”。“报道”就是对“事实和因果”的梳理。

    人都走了，我和周正龙，两只小板凳，坐在他家大门口树底下，开始采访。拿了几个小石子，请他摆一下树、岩石、他、老虎的位置。秋天日光还长，有的是时间问，不着急。

    我问：“华南虎照片是真的吗？”

    他的回答挺有意思：“我认为百分之百是真的，没有一点假。”

    接着往下问：“你当时大概离老虎有多远？”

    “从这儿就到上面那个树。”

    我回头看了看那棵山崖上的树：“那这么估计的话，不到五十米？”

    他说：“那不止的，我往前头爬的时候，它耳朵一下就竖起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隔了这么五十米之外，你能看到老虎的耳朵竖起来吗？”

    “哎呀，那就讲不清楚了，反正很近了。那个闪光灯我也不清楚，是怎么打开的，我也不太会使，反正这么一按，‘咔嚓’一下，当时我把那个机子都甩掉了。”

    我确认了一下：“你就没拍了？”

    他有点不耐烦：“它听到一响，‘嗷’的一声。那个时候你还拍什么？拍石头啊？！”

    我看了看手里的资料：“但是根据你数码相机的时间记录，你闪光灯亮起的时候，是三十多张照片当中的第四张。”

    他重复我的话：“第四张？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

    他像刚明白过来：“后面还有二十多张是不是？”

    “对，这是相机的记录。”我递给他看。

    他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了，到底是在这儿闪的，还是在那儿闪的，时间有点长了。”

    “拿证据来。”记者两手空空，就靠这一句话，从因果链条的终端倒着一环一环上溯。

    野生华南虎在中国未见踪影已经二十年，光靠照片不能认定它的存在。按照林业部门的工作程序，需要在尽短时间内，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现场动物遗留痕迹作出专业的测量、拍摄、分类，对周围的植被地理等环境作出准确描述，还需要对当事人及周边群众进行调查走访，并作出记录和初步判断，以保证核查信息的及时可靠和完整。

    林业局负责实地调查的人叫李骞，是个小伙子。向他索要材料，才发现他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有过这次核查。问到后来，他说：“我相信周正龙，因为他是个农民。”

    我问他的上司覃局长：“李骞当时有没有给你出示他认为拍照对象真实存在的证据？”

    “那就是口头上，就是这样。”

    “仅靠他一个人的说法吗？”

    他反问：“难道不可以相信他吗？我对我的干部，我在用他的时候，我对他们是很省心的。”

    再问局长的上司，县长说：“我相信我的干部的说法，因为他是我培养起来的。”

    林业厅负责人说：“我相信镇坪的说法，因为他们是一级政府。”

    一八九四年，美国传教士亚瑟·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《中国人的性格》。他观察到当时的国人有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：“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，跟城相距一到六里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。”中国的“一串钱”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，陕西省是八十三文，直隶是三十三文，“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”。

    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：“你问一个中国厨师，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？答案就一个：‘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。’‘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，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？’答案也只有一个：‘不，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。’”

    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，蔡元培评论过：“自汉以后，虽亦思想家辈出，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……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，无所谓美术，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，往往各家悬想独断。”

    清朝覆亡后，北京这座中世纪都城开始现代化，需要建设用的工程蓝本和施工程序，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，只找到一本《大清会典》，这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权威的典籍，其中建筑规范的工程做法部分，只有薄薄几十页——怎么做到的？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“若干”二字。

    为什么官府不记载这些技艺？朱启钤说：执笔写文件的人，一看术语艰深，比例数字都繁复，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，自己说不清，干脆就都删汰了。越这样，当官的越不懂，“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”，想写多少写多少，“隐相欺瞒”。

    《中国人的性格》出版时，亚瑟·史密斯已经在晚清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，他在书中写道：“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：‘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，才是幸福的。’如果他住在中国，会把这格言改成：‘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，是要倒霉的。’”

    照片是陕西省林业厅对外发布的，我们采访新闻发言人关克：“你们对外公布虎照时有什么依据？”

    关克说：“我们没有鉴定记录，也没有开论证会，但我们的结论是真的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政府部门只发布一个结论而不发布依据？”

    “我们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做的。”

    “那面对疑问，为什么不重新组织调查和鉴定呢？”

    “只有民间的质疑啊，没有上级部门疑问。”

    “政府不是首先要面对公众么？”

    “那我回答不了。”

    “你怎么看公众的疑问？”

    他说：“连国外的专家都没说是假的，这些人就是不爱国。”

    这个说法，让我想起有个法国人曾对比着清朝时外国人的记录，观察现代中国：“我马上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他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，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的全部遗传信息。”

    这话让我心里一动。但这种基因靠革命根除不了。

    傅德志被叫作“打虎先锋”。这位中科院的植物学家从一开始就很激动：“用我的头担保，虎照是假的，当地绝没有超过十公分的叶子。”周正龙的语气也一样：“如果虎照是假的，我愿意把我的脑袋砍下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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