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6章 番外篇唐朝两大盛世与安史之乱-《三国时期之神界外传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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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军事

    628年6月3日(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),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,归降唐朝,唐朝统一全国。630年(贞观四年),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,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。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,攻灭东突厥汗国,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“天可汗”。

    平定突厥之后,太宗继续经营西域,先后多次用兵。贞观八年(634年),吐谷浑寇边,唐太宗派李靖、侯君集、李道宗、李大亮、契苾何力等率军攻打吐谷浑。次年闰四月初八,李道宗在库山(今青海湖东南)击败吐谷浑军。唐军分兵两路,李靖、李大亮、薛万均等率军向北,出吐谷浑之右,侯君集、李道宗率军向南,出吐谷浑之左。李靖的部下萨孤吴仁战于曼都山,斩杀吐谷浑名王。诸位唐朝将领在牛心堆、赤水源击败吐谷浑,俘获吐谷浑伏允的心膂之臣慕容孝隽,缴获杂畜数万。侯君集、李道宗在乌海击败吐谷浑,俘获名王梁屈葱。李靖在赤海大破吐谷浑天柱三部落,收杂畜二十万;李大亮又俘获吐谷浑名王20,杂畜五万,到达且末西境。吐谷浑伏允逃跑,薛万均指挥骑兵追击,击破吐谷浑余党。士卒缺水,刺马饮血。侯君集、李道宗率军在荒原行军两千里,当地在盛夏也会降霜,缺乏水与草,士糜冰,马秣雪,路过星宿川,到达柏海之上。执失思力击破吐谷浑车重。吐谷浑王伏允的儿子伏顺率全国投降于唐军,伏允自缢而死,吐谷浑归附于唐朝。伏顺被封为可汗、西平郡王,吐谷浑成为唐朝属国。

    贞观十二年(638年),吐蕃松赞干布率军击破党项、白兰羌、吐谷浑,进攻松州。韩威率领少见人员去侦察吐蕃军,被击败。唐太宗派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,执失思力、牛进达、刘兰为副,率军迎战吐蕃。唐军主力侯君集部还没出手,唐军先锋牛进达部已经打败了吐蕃军,松赞干布惧,退出党项、白兰羌、吐谷浑,遣使谢罪。派重臣禄东赞献金五千两、珍宝数百于唐朝,再次请求和亲。贞观十五年(公元641年)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。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迎亲,江夏郡王李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,松赞干布行子婿之礼、非常恭敬。返回吐蕃之后,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筑城、建立宫殿供文成公主居住。唐太宗征高句丽返回后,吐蕃松赞干布上书称臣于唐朝,说“陛下平定四方,日月所照,并臣治之……夫鹅犹雁也,臣谨冶黄金为鹅以献。”松赞干布还接受唐朝的册封为驸马都尉、西海郡王。

    贞观十三年(639年),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贡,遂命侯君集、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。麴文泰没想到唐军赶到,被吓死,其子麴智盛继位,投降唐朝。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,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。

    贞观十五年(641年),强盛时期的薛延陀汗国派20万军队南下,唐太宗派数万唐军迎战。后面的数万唐军还没赶到,李绩率领的3000唐军与3000唐朝下属突厥兵已经早诺真水与薛延陀军大战。3000突厥兵与薛延陀军交战,不胜,突厥兵撤走。薛延陀军与3000唐军交战,射伤了唐军的马,李勣指挥唐军执长槊攻打薛延陀军,薛延陀军溃败,薛万彻用数千唐军骑兵夺取了薛延陀军的马匹,薛延陀军失去马匹,不知所为,唐军大破薛延陀,俘获超过5万人,薛延陀的甲仗辎重也大量被唐军夺取,剩余的薛延陀人失去辎重难以抵抗大雪、十分之八被冻死。唐太宗对薛延陀的使者说“李勣率领的只有数千唐军骑兵,已经使你们狼狈到这种地步。回去告诉可汗,凡举措利害,可善择其宜。”唐太宗说:“以我徒兵一千,可击胡骑数万。”

    贞观十九年(645年)二月,唐太宗率领10万军队征讨高句丽。营州都督张俭击破高句丽军,斩首数千级。李勣等攻占盖牟城(今辽宁抚顺市),获二万馀口,粮十馀万石。张亮攻占卑沙城(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大黑山),获男女八千口。李勣、李道宗又击败高句丽步骑4万,斩首千馀级。车驾渡过辽水,唐军李勣攻破辽东城(今辽阳市区辽阳老城东北隅),杀高句丽军1万多人,得胜兵万馀人,男女四万口,以其城为辽州。唐军契苾何力击破高句丽军,斩首千馀级。高丽北部耨萨延寿、惠真率领高句丽、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,与唐军发生大战。唐军打败高句丽、靺鞨兵,斩首二万馀级。延寿等将领率领剩余军队依山自固,唐军包围了他们。延寿、惠真率众投降于唐军。唐军缴获马五万匹,牛五万头,铁甲万领,以及大量其他兵器。高句丽举国大骇,后黄城、银城都自拔遁去,数百里无复人烟。唐军攻占玄菟、横山、盖牟、磨米、辽东、白岩、卑沙、麦谷、银山、后黄十城,徙辽、盖、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。新城、建安、驻跸三大战,唐军斩首高句丽军四万多级,唐军死了接近二千人。[32]唐军攻打安市城(今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营城子镇)时,因为“辽左早寒,草枯水冻,士马难久留,且粮食将尽”,所以唐太宗下令班师返回。唐军耀兵于安市城下,城中皆屏迹不出,城主登城拜辞。之后,唐太宗派李绩、牛进达、李海岸攻打高句丽,也都取胜了。

    观十九年(645年),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。公元646年(贞观二十年),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,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,将他杀死。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,薛延陀灭亡。

    贞观二十年(646年),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,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,建立了南至罗伏州(今越南河静)、北括玄阙州(后改名余吾州,今安加拉河地区)、西及安息州(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)、东临哥勿州(今吉林通化)的辽阔疆域。

    贞观二十二年(646年),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。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,劫持唐使。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,借来吐蕃军和尼泊尔军向印度进发。连战三天,印度军大败。唐军斩首三千余级,水中淹死印度兵约万人。阿罗那顺弃城逃跑,副使蒋师仁追上并俘虏之。此战虏男女一万二千人,牛马三万余匹。

    唐太宗在位期间武功全盛,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、文化最盛的国家。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,屡次对外用兵,经略四方,向后攻灭突厥汗国、吐谷浑汗国、高昌、焉耆、龟兹等西域诸国、薛延陀汗国,并且将漠南、漠北、西域、青海纳入唐朝的统治之下,还打败高句丽、吐蕃,吐蕃称臣于唐朝。由是唐朝声威远播。加上太宗能尊重外族风俗,并设置都护府制度,终贞观之世,四方服悦,太宗则被周边诸族尊为“天可汗”,并筑“朝天可汗道”,向唐室进贡,即使包括回纥在内的漠北诸部也每年向唐朝缴纳貂皮作为赋税。唐太宗成为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,国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。

    经济

    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,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,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。他强调以民为本,常说:“民,水也;君,舟也。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”太宗即位之初,下令轻徭薄赋,让百姓休养生息。唐太宗爱惜民力,从不轻易征发徭役。他患有气疾,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,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。

    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,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,奖励垦荒,“去奢省费,轻徭薄赋”,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,耕作有时,衣食有余,安居乐业,促进了经济的发展。唐初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,尤其力役征发,比较有节制,注意不夺农时。对灾区免除租赋,开仓赈恤。另外还紧缩政府机构,以节省政府开支,减轻人民的负担。并通过“互市“换取大批牲畜,用以农耕。

    薄赋尚俭

    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,注意轻徭薄赋,徭役的徵发不夺民时;同时太宗崇尚节俭,曾遣散宫女三千多人,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,从而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。

    救灾恤贫

    隋末唐初天下大乱,田园荒芜,百姓流离;唐太宗招抚流亡回乡,授田给予耕作,以安定民生。唐初关中连年灾荒,太宗即开仓赈济灾民,又准百姓就食他州;且拿出御府金帛,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,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。

    扶持商业

    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,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。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经济特征是“重农抑商”,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,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。这也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。

    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君主专制王朝,不但不歧视,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,这进一步地体现了唐太宗的高瞻远瞩之处。在他的倡导下,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,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。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,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。除了沿海的交州、广州、明州、福州外,还有内陆的洪州(江西南昌)、扬州、益州(成都)和西北的沙州(甘肃敦煌)、凉州(甘肃武威)。

    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,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,路上、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,举世文明的“丝绸之路”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,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。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,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(安西四镇),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(今属哈萨克斯坦),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,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,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。

    自汉开辟的“丝绸之路”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,唐朝疆域辽阔,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,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,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,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,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。

    科技

    王孝通,唐朝数学家兼天文学家,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三次代数方程解法的数学家。

    孙思邈,唐朝医学家,时人尊为药王,著有《备急千金要方》,简称《千金要方》。

    吕才,唐朝自然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全才。著有本土因明逻辑学著作。

    李淳风,唐朝数学家、天文学家,贞观七年(633年),李淳风通过改进传统浑仪,创造性的在赤道环上增加了黄道环和白道环,研制出当时绝无仅有的“三重环”浑天仪,名为浑天黄道仪。贞观十五年(641年)撰研究浑天仪的《法象志》[5]。注释《算经十书、《推背图》、《典章文物志》、《秘阁录》、《乙巳占》等书。指出《戊寅元历》的错误。又以刘焯的《皇极历》为据,编成《麟德历》。麟德二年(665年),改用李淳风的《麟德历》。

    人口

    《新唐书·志四十一》:贞观初,户不及三百万。

    旧唐书》地理志记载贞观十三年户口大簿分州县的人口数字,翁俊雄著《唐初期政区与人口》一书,对其进行了详细加总,算出户3,003,202,口12,311,698。平均每户4口人。但是,该统计也并不完全准确,因为《旧唐书》脱漏了洛州等要州的人口数字。

    民族

    唐太宗布德怀柔,民族关系密切。对于依附的各族,一般不改变其生活方式,社会制度尊重其习俗,任命各族首领以统辖本部。还通过“和亲“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。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奉为“天可汗“。

    唐王朝建立之初,东有稽胡的扰边,西有吐谷浑的威胁,北有突厥的侵袭,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(今西安)的近郊,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。李世民即位后,经过三、四年的认真努力,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,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,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。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。

    626年(武德九年)九月,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:“王者视四海如一家,封域之内,皆朕赤子。”

    627年(贞观元年),又说:“朕以天下为家。”

    644年(贞观十八年),又说:“夷狄亦人耳,其情与中夏不殊。人主患德泽不加,不必猜忌异类。盖德泽洽,则四夷可使如一家;猜忌多,则骨肉不免为仇敌。”

    647年(贞观二十一年),又说:“自古皆贵中华,贱夷狄,朕独爱之如一,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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